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载。回顾过往，我一生坚守着19岁时便铭刻于心的信念：我的人生价值在于为人民服务。

我的成长历程伴随着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，对正义的追求早已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期望，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。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受到进步同学的影响，我克服重重阻碍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，我与同学们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对我而言，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从小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很快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。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地逐一指导。大家见我如此得心应手，便让我来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也正是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，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。

在文工团的生活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的需求和人民的期望，这为我一生奉行的“艺术为民”的宗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乡亲们随口哼唱的质朴歌谣，它们真挚动人，充满了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深刻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的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创作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日复一日地钻研专业，反复研究乐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，欣赏演出，全力以赴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这一路的成长，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我的专业所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并继续承担教学任务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和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每部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这并非终点。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，必须让中国观众能够听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国家文化的发展，使其更加健康、富有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近年来，我常被人们称为“硬核奶奶”，因为我年届九旬仍坚持在指挥一线。这不过是因为我认定了该做的事情，便会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，如果无法避免，就尽快完成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是问我累不累。一天的课程长达七个小时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珍贵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官是其中的领军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出色的组织能力，更要具备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多做一些事情。自从19岁参加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愿望，唯独非常珍惜每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就一定会继续努力！